近日，《光明日報》報道了“研究生惡意拖欠學費”一事，指出有的高校涉及學生數(shù)以千計，欠費總額超過4000萬元。其實，早在2007年就有相關報道，當時不少高校被拖欠學費，有的上千萬元、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由此可見，學生拖欠學費的問題的確算不上新鮮事物，但卻成為了困擾部分高校正常運行、影響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重要問題。

　　在高等教育活動走向市場的進程中，公辦高校學費管理走過了由“單軌制”到“雙軌制”，從免學費、低學費到合理定價學費的歷程。現(xiàn)如今，學生學費收入已成為不少高校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家財政撥款不足的問題。對于一些高校而言，上千萬的學費收入會直接影響學校的正常運行。

　　研究生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其學費定價過程是政府機制、市場機制、教育培養(yǎng)成本等多場耦合的結果。研究生學費制度體現(xiàn)國家意志，包括系列由公共部門制定并強制實施的學費定價、收取、支出、監(jiān)管等相關法律法規(guī)、條例辦法、方法規(guī)程及有關規(guī)定。故從法理上講，按規(guī)定繳納學費是學生應盡的義務，未按學校規(guī)定繳納學費的，不予辦理注冊手續(xù)。可以講，這些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實施，是治理高校學生在校期間拖欠學費問題的有力法理依據(jù)。

　　研究生拖欠學費一事，絕非一個簡單的“硬性強制”所能完滿解決的。出于教育公平和教育公共收益屬性的考慮，我們還是非常有必要對“惡意”一詞做出準確界定。研究生拖欠學費的原因可謂各式各樣，其中相當一部分研究生確系家庭經(jīng)濟困難所致。對此，高校須完善多元化籌資與人性化制度機制保障，增強自身“造血”功能，通過校辦產業(yè)、社會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校友捐贈等多種形式，從外界獲取更多教育資助，建立覆蓋面廣、額度標準高的獎助學金和助貸補政策體系。當然，也有因他事臨時挪用學費而不得不選擇遲交、緩交，以及迫于個人臉面情面不好向家人開口要錢等現(xiàn)象，高校須通過全方位教育引導和多方督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廣泛動員家庭、校內相關職能部門、院系、導師、輔導員、學生干部等多方力量協(xié)同催繳。

　　事實上，也的確存在一定數(shù)量的研究生，在家庭經(jīng)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個人也有支付能力，但卻罔顧契約精神，置誠信大義于不顧，主觀故意甘當“討債”對象，屬于惡意拖欠學費行為。對于這樣一批研究生，在據(jù)實摸排清楚的基礎之上，當以德為先，正面批評教育，講明政策、說清利害，留置出一定的時間和機會給其補救完成繳費的機會。對那些經(jīng)多次明確告知仍不管不問的研究生，高校當嚴格執(zhí)規(guī)執(zhí)紀，拿起法律武器強力回應懲治惡意行為。

　　在人力資本理論和公共產品理論基礎上，著名教育經(jīng)濟學家約翰·斯通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理論，并提出“學費是高等教育成本價格補償”的主張。研究生依照法律規(guī)定及時繳納學費，這是一份“法理”意義上的經(jīng)濟契約，但更應該看到的是，這還是一種“德治”意義上的誠信與善治。作為一名接受高層次教育的研究生，理當從主動繳納學費、競爭贏取獎助學金過程中，體現(xiàn)出成本分擔責任，與導師、同學校達成一種和諧共生的內在契約，共同體悟“立德立言立行便是最大價值”的本真體驗。

　　當然，一定程度上講，學費政策與制度的執(zhí)行效果，也會受到研究生對高等教育服務產品認同程度的影響，這本身也是對教育服務質量的一種信號反饋。故而，高校以其自身的高水平人才培養(yǎng)體系、高質量發(fā)展與內涵建設、一流的育人理念與水準，也是靶向治理學費收繳問題的應對良策。

　　(作者系天津大學研究生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