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新聞報道，近日，一個“問題少女”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在四川宜賓，14歲的羅某京，多年來到處流竄作案，但由于尚未年滿16周歲，警方無法處理。這些年，她至少被救助130余次，然而送回救助站的最終結果，仍然是離開。即便回家或是被送進學校，最終的結果也是“離開”。

　　在現有法律下，對積習不改的羅某京，警方似乎也是無可奈何。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就算依法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也不用執行。根據刑法，同樣對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網開一面”，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只有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八種罪行才負刑事責任。

　　所以，當媒體報道羅某京問題后，輿論上不乏嚴懲的呼聲，甚至要求降低行政和刑事責任年齡。但是，還應看到的是，我國未成年人保護的方針，是“教育與保護相結合”。刑法中，在“寬容”未成年人的同時，還有這樣一條“兜底”規定，就是“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之所以如此立法，目的是為了強化監護人的家庭責任，以及政府的教養責任。畢竟，孩子生活在家庭之中，除了執法處罰，收容教養也是法定的規制措施。

　　或許，羅某京的監護人會說，自己也盡到了管教孩子的責任，根據有關報道，“為管教羅某京，父親曾用鐵絲捆住其雙手，拴在柱子上”。問題是這樣蠻橫而粗暴的管教方法，不僅不會有任何積極的效果，而且違反了保護未成年人身心的法律規定。

　　從報道情況看，羅某京的“父母分手”后，“爸爸將其丟給爺爺”“羅某京從小就偷鄰居家吃的，爺爺很疼愛她，總護短”“6歲離家出走”，說明這個原生家庭的監護管教責任是嚴重匱乏的。根據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作為羅某京的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偷竊、故意毀壞財物等不良行為、脫離監護單獨居住，都是應當予以訓誡、責令改正的違法行為。

　　對有特定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除了監護人的家庭管教，依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送工讀學校進行矯治和接受教育”。從羅某京流竄盜竊成性的情況看，依法送去工讀學校，也應該順理成章。但令人遺憾的是，“羅某京自進校就沒打算好好待著，最后干脆逃跑了”，當地有的工讀學校，但由于條件限制，目前只收男生，尚不具備招收女生的條件。這樣的尷尬情況，并非個案孤例。如果工讀學校這條防線過于薄弱，就意味著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堤防，隨時可能失守。

　　當然，羅某京成為“問題少女”，不僅是家庭和政府的責任。從深處來檢視，這也是學校乃至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所處環境對一個孩子的成長，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從未成年人保護法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對家庭、學校、社會、政府等責任，都有全面、系統的規范，對于各個主體，關鍵是要把法律明確的任務，真正記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實到行動上。

　　保護未成年人，預防未成年人成為“問題少年”，走上違法犯罪的邪路，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有各個主體都齊抓共管、多措并舉，才能讓未成年人群體更健康地成長，才能讓羅某京這樣的“問題少女”回頭是岸。

　　(作者系空軍軍醫大學法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