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教育部發布《關于擬同意設置本科高等學校的公示》，公示中有23所本科層次職業學校。截至目前，我國職業本科院校已有60所，加上本次公示升本院校，職業本科院校將增至83所，職業本科發展進入快車道。專業設置方面，2024年12月教育部更新了《職業教育專業目錄》，其中高職本科專業達到298個，為2021年新版發布以來最多。政策支持方面，《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2022年）明確提出將建設一批高水平職業學校，第二輪“雙高計劃”申報也把職業本科納入申報范圍。政策是穩步發展，現實是快速發展，其背后釋放了多重政策信號和社會意義，既體現了國家對職業教育類型化發展的頂層設計，也折射出產業升級對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政策導向：“雙軌制”體系中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的確立
　　
　　職業本科的擴張直接響應了《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的到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目標。2023年，職業本科招生8.99萬人，較上年增長17.82%，而2025年計劃招生規模將躍升至55萬人。這一迅猛增長表明，國家正通過制度重構強化職業教育的“類型屬性”，旨在打破傳統單軌制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作為“低層次教育”的刻板印象，構建學術型與應用型并行的普職“雙軌制”教育體系。
　　
　　需求拉動：產業升級與高技能人才缺口的雙重驅動
　　
　　職業本科的興起與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緊密相關。隨著制造業高端化、數字經濟崛起，企業對“技能+學歷”復合型人才的需求激增。以汽車行業為例，通過對2024年5月至今智聯招聘平臺的招聘信息分析，發現崗位需求主要集中在生產制造類（占24.2%）、設計研發類（占17.8%）、供應鏈與物流類（占17.0%）。其中，58.3%的崗位要求本科學歷，27.8%的崗位要求專科學歷，要求碩士學歷的崗位占比為4.3%。值得注意的是，僅9.5%的崗位要求高中及以下學歷，這些崗位大多集中在機修工職位。此外，32.2%的崗位明確提出了相關技能要求，凸顯了技術能力與學歷并重的趨勢。數據顯示，首批職業本科畢業生就業落實率達87.07%，且90%以上服務于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領域，部分畢業生起薪達1.2萬元。這印證了職業本科定位的精準性——培養能夠解決復雜技術問題、具備創新能力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填補普通本科偏理論、專科高職偏操作之間的能力鴻溝。這樣的人才正是教育強國建設中所急缺的人才類型，有助于為推進新質生產力提供新質人力資源支撐。
　　
　　體系改革：職普融通與類型特色的協同推進
　　
　　職業本科的發展不僅是體系中的層次提升，也是職業教育類型特征的深化，更值得強調的是，其發展邏輯體現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有機銜接（職普融通）、與教育類型特色的協同建構。職業本科只有在保持技術技能教育內核的同時，通過課程互選、學分互認、資源互通等機制實現職普橫向融通，才能培養出符合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的產業人才。這種融通并非教育形態的趨同和依附，而是基于類型特色的結構化協同：一方面通過引入普通高等教育的成熟通識素養模塊，構建“技術素養+人文素養+創新素養”的復合型課程體系；另一方面依托產教融合范式，強化職業本科在技術研發和技術迭代方面的類型優勢。這種一致性推進將有效破解傳統高職教育“天花板效應”與普通本科教育“實踐脫節”的雙重困境，其本質是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創新，既保障了技術技能人才成長立交橋的貫通性，又通過差異化發展優化了高等教育生態結構，最終實現教育—產業—技術—人才的一體化耦合并進。
　　
　　未來挑戰：規模擴張與質優形象的平衡
　　
　　盡管發展勢頭迅猛，職業本科這一新生事物仍面臨多重挑戰：一是規模目標壓力。按當前增速，2025年需實現55萬招生目標，亟須擴大院校數量與單校容量。二是辦學定位風險。部分升本院校可能受高等教育評價導向的影響，存在“學術漂移”傾向，有些專業則存在專科和本科層次培養目標和崗位面向難以區分的問題。三是社會形象危機。盡管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等校錄取分數線超普通本科，但公眾對職業本科的認可度仍待提升，需通過就業質量持續證明其價值。四是理論研究缺乏。關于職業本科與應用型本科、高職專科的差異性、獨特性以及辦學模式、課程體系、師資隊伍、產教融合等方面的理論問題仍然缺乏深入研究，難以引領實踐發展。
　　
　　職業本科的快速發展，是實現教育強國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里程碑舉措。其釋放的重磅信號在于：通過制度性突破確立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以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支撐實體經濟升級，最終構建與普通教育并重、互補的現代教育體系，實現技能強國。未來，需在擴大規模的同時堅守產教融合內核，完善專業標準與質量評估體系，使職業本科真正成為“大國工匠”的孵化器。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